历史上的今天 - 7月22日

    日本文化

摘要: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外来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选择、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的强烈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不仅表现在他们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外来文化中不适于自己的内容进行鉴别和改造方面。
  • 日本文化概述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剑。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茶道也叫作茶汤(品茗会),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感仪式受到上流阶层的无比喜爱。现在,茶道被用作训练集中精神,或者用于培养礼仪举止,为一般民众所广泛地接受。日本国内有许多传授茶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不少宾馆也设有茶室,可以轻松地欣赏到茶道的表演。
      花道作为一种在茶室内再现野外盛开的鲜花的技法而诞生。因展示的规则和方法的有所不同,花道可分成20多种流派,日本国内也有许多传授花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另外,在宾馆、百货商店、公共设施的大厅等各种场所,可以欣赏到装饰优美的插花艺术。 
      相扑来源于日本神道的宗教仪式。人们在神殿为丰收之神举行比赛,盼望能带来好的收成。在奈良和平安时期,相扑是一种宫廷观赏运动,而到了镰仓战国时期,相扑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18世纪兴起了职业相扑运动,它与现在的相扑比赛极为相似。神道仪式强调相扑运动,比赛前的跺脚仪式(四顾)的目的是将场地中的恶鬼趋走,同时还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场地上还要撒盐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为神道教义认为盐能驱赶鬼魅。相扑比赛在台子上进行。整个台子为正方形,中部为圆圈,其直径为4.55米。比赛时,两位力士束发梳髻,下身系一条兜带,近乎赤身上台比赛。比赛中,力士除脚掌外任何部分不得触及台子表面,同时也不得超出圆圈。比赛在一二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便能决出胜负。相扑的裁判共由6人组成。主裁判由手持折扇“行司”登台担任,其余5人分别在正面、东面、西面及裁判席上。大力士的最高等级是“横纲”。下面是大关、关胁、小结、前颈,这四个等级被称为“幕内”,属于力土中的上层。再次是十两、幕下,除此之外还有更低级的三段目、序三段。最低一级叫序口。一个普通力士要想获得较高的等级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不经过艰苦努力,要想获得最低的等级,也是不可能的。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着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和"唐衣",和服是西方人对吴服的称谓,现在日本人已经接受的这个称谓,但是很多卖和服的商店,还是写着"吴服"。公元八至九世纪,日本一度盛行过“唐风”服装。以后虽有改变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但仍含有中国古代服装的某些特色。妇女和服的款式和花色的差别是区别年龄和结婚与否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姑娘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穿宽袖外服;梳“岛田”式发型(日本式发型之一,呈钵状),穿红领衬衣的是姑娘,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是主妇。和服不用纽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战后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带”和“文化带”。虽然今天日本人的日常服装早已为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礼、庆典、传统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场合,和服仍是公认的必穿礼服。
      柔道在全世界有广泛声誉。柔道的基本原理不是攻击、而是一种利用对方的力量的护身之术,柔道家的级别用腰带的颜色(初级∶白/高级∶黑)来表示。
      剑道是指从武士的重要武艺剑术中派生而出的日本击剑运动。比赛者按照严格的规则,身着专用防护具,用一把竹刀互刺对方的头、躯体以及手指尖。
       空手道是经琉球王国(现在的冲绳)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文化中的“耻感”
    日本的耻感文化具有“不允许有不愿意”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种文化心理文化形态具有历史与文化的交织层次性,中国文化的输入的产生了日本文化的整合,但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文化所真正消化,导致了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对立性。对悲怆、苦难、残缺、死亡这种自然性的信念与服从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的自然性使形式本身成为了精致优美的纯粹艺术。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理学,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分析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影响,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结构后面没有一种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3.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日本本土文化的起源具有自然哲学的特色而且基本停留在这种原始性上,虽然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中的本质人文精神却不为之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进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观则坚持绝对化的性善论,他们认为德行只在于打开自己的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但这种绝对化也就意味着无所谓道德上的进步和发展,这与中国文化中基于心性修养的理性进步性完全不同,在这种绝对化的意义上,一切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都被抽掉了本质的人性内容,“恩”和“情义”就是绝对化了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因此具有一种无条件的自我强迫服从性,无须解释,没有理解,除了坚强地忍受,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化本质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准则之外,而道德本身就成为对道德准则的不可违背性,这样它反而成了一种人性的自我克服的实践道德,这种自我强迫意识还被强化为人的身心自我修养,并被贯彻到人的成长教育中去,在这样一种理念中不存在自性的人,而只有被除克服了人的本性而在心理上能下意识实现自反的人。 

    日本人下意识地习惯于必须接受和服从等级秩序、命令和既成事实,全心关注于事件的过程和现实环境,日本人认为在工作中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完成最困难工作就是德行,因此也就超然地对待事情的后果和自己与别人的即成关系,而不在意于它们本身的历史和性质,所谓有修养的日本人就是做任何事不受个人感情和环境影响、完全献身于事件的过程和准则的人,在这种自我克制达到极点即达到了“圆熟”时,就是那种所谓“就当死去而活着”的境界,在战争中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就是这种极端,这种精神驾驭力量是可怕的,这种建立在死亡基石上驱动力是一种毁灭世界的力量,这只有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这样宗教极端性才能表达这样的精神力量。 

    日本文化没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罪感意识,罪感观念承认人性可以沦丧,所以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直的后果并对其负责,而没有罪感的人即便是明知道是干坏事时也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只有“错”而无所谓“罪”。日本的传统武士必须坚忍不屈,而且应当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这种精神集中地表现在日本人的战争观念中,在日本人看来,战争过程的本身就表现了这种道德,本尼迪克说,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幸存者残废、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如果日本人只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坚持他们的道德信念,别人无可指责,但是一种矛盾的野心驱动他们将这种理论强加到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并心安理得地付之于行动,所以至今外人还无法理解他们的侵略理论,他们自己也很难彻底清算这种不自觉但自然的心理情结。 

    对历史和后果的漠然态度是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种种对立行为能够没有任何因难地发生转变的原因,甚至敌友关系可以突然转变,本尼迪克所举的萨摩藩与英国的战争和二战结束时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战日本投降前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态度到投降后立即对美国人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性的普遍性突然性转变就大出人意外,但从日本的文化观点看来,胜负是谁这种战争的结果并不重要,战争作为过程已经结束,一切都已重新开始,如果仅从自己前进的方向上看,这自然是建康的主观态度,有利于日本的重新崛起,但这种态度不能代替历史客观态度,日本文化中正是缺泛这种大文化精神,对与自己共有历史过程式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自己对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后果的肯定和否定不能仅以自己的文化观点为依据,如果就此割裂共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日本的文化不能理解这一点,更困难的是日本今天仍然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一点,相反希望别的人理解他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如何使日本文化具有大文化的相容性这样的问题尚未真正成为日本人意识到的自身文化问题。 

    4. 社会形态上的自反性心理 

    与中国文化中那种中心价值的统一性不同,儒家的具有历史背景的伦理观念也未成为日本人的道德原理,传统中国社会中主要的的忠孝观念与日本的忠孝也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果性,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善有善报和期望光明、乐观的大结局,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忠大于孝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到级观念只是结构的形式,家族中的伦理等级也只是血源关系的一种理性化表达,中国人没有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分层的观念,人的尊严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而不是社会形态意识上的人的等级,这是由教化和人性修养的积累性进步形成,这是人性在理性意义上的自主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才能够说是具有真正的人性自身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所以儒家的观念相信教化下人人皆可成圣人,中国封建官僚体系的举贤荐能、开科取士的人才制度给封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在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消退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由重视生命的儒家基本观念所支持,即便有制的人身转让形式存在,但生命自身的权利不在其中,也可以自由赎身,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一种普遍的人身社会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文化上获得的内在的统一性。日本的社会则由等级分层所隔断,天皇、将军、武士、家臣在层次上是断裂的,但来自中原文化的国家统一意识却高出于这种等级分层的模式之上,因此日本人的忠孝观则总是陷入等级秩序、社会公义与“情义”的对立之中,道德准则就常常面临着忠于国家(天皇)与主君,或者个人名誉(道德)与主人(情义)的两难困境,日本人的情义的复杂性和自相冲突性是最具日本社会的特质性的,比如一方面要求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但另一方面,家臣如果感到受到主人的名誉受辱,就会一变而为仇敌,因此情义也就具有忠诚与背叛的自反对立性。日本的民族故事“四十七士”是情义自身冲突性的突出例子,四十七士为了为主人复仇而牺牲了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名誉、父亲、妻子、妹妹,这当然也违背了本质的人性和社会公义,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本身就是目的和动力,复仇的原因和复仇者都只是事件过程的道具,所以复仇之后的复仇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情义之举也毁灭了情义本身,自杀就是“一举两全之策”,这样社会才能从自身的分裂中恢复。 

    但是,在生活中的自杀解决方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但社会的等级关系处处存在,这样的两难冲突时时不可避免,本尼迪克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分析说:“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前者可以造成积极的后果,那就是不断地去追求重大使命、新的目的,但这也总是个案的,普遍性的心理病态必然漫延于社会,它造成了社会生活中日本人自身的冲突和矛盾,日常生活中触及“情义”的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慎重对待,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小说中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就是这样的社会性心理病态,在这种情况下,情义本身也走向了与社会形态对抗的的反面:“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 “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竞不得不无视正义。”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这种对情义的无法逃离和希望逃离的情况与弗罗姆(Erich Fromm)对西方社会的心理病态的分析具有相似性。 

    由于日本道德观念的绝对化,日本文化中没有突出的抽象道德意识,因此也不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性,日本人不在抽象的意义上对社会和人负责,只对包含在日常风俗习惯中的情义规范负责,所有道德因素都具体化在事无巨细的社会行为中,因此社会生活中的形式化、组织化、准则化、标准化甚至是机器化就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这无疑在经济活动中有利,这已成为日本强大的经济动力之源,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严厉的工作态度、自责的责任感是举世皆知的。这种精神具有一种心灵上的强迫性,造成了日本人生活中形式化的强迫性与现实中的自然性的内在的冲突,比如日本人尊敬自杀谢罪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对事情后结果负责,因为结果(除了蓄意犯罪)是可以补偿的,基督教就以赎罪向上帝的复归为人生目的,只有极度心理病态上的负罪感才能导致自杀,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达观,基于历史和人性的人文精神总是由乐观的生命意识支持的。 

    5. 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本尼迪克把菊花作为日本上层幽雅文化的象征,实际上中世纪形成的对樱花的欣赏风尚更能更广泛地表现日本纯文化中的幽伤情感,但是这种文化情感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气质,日本人强调了樱花的衰败的悲怆之美,并认为那才是赏樱花的至高境界,这与中国纯文化中的基质性完全不同,比如中国文学中也有一种普遍性的幽伤,但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和人生环境的怀念和依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的意境,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的共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坚忍孤傲,“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曹雪芹-黛玉)的自珍自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在变易中的包含……这些消魂化魄的情感都是出自生命自身的真爱和留恋,这不是对灿烂的壮烈的瞬息向往,也不是对衰败、死亡的赞美,而是生命延绵的永恒的渴望,这是一种人性本质的人文之美,是中国文化精神在纯文化中的最美丽的一种表现。 

    当然悲怆、苦难、残缺、死亡也是一种自然性,但这只是哲学上和宗教上才能被包容的自然性,认为日本人对死亡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怆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并固执自觉地追求这种至高的信念与服从,这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实际上日本人真正的人性自然并未被污染,这在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得到了充份的表现,正是源于这种人性的自然性,日本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中的纯朴和优雅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日本人自然人性的一面广泛地表现在远离前述的病态心理情结之外,他们赏樱、赏菊、赏月、赏雪,且歌且舞、且饮且咏,他们以陶情于自然的方式观赏樱花,与世界上所有建康心理的人一样,真正体会到樱花的淡雅之中所蕴集的生命的热情和永恒的价值,特别是今天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已使大众文化具有更多的人性自然和开放性,人们相信今天在灿如朝霞樱花树下茵茵绿草地上欢愉的日本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上来欣偿樱花的。 

    由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渊源,日本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三大起点(日、美、欧)之一。日本在现代学术的汉化翻译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现代学术和科学技术中的大量术语就是最先由日本学确立的,这些在中日文化的共同发展中是功不可没的。 

    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丰富的精致艺术形式,如茶道、柔道、剑道、书道、琴道、花道等等,它们即是技艺,也是艺术形式,形式本身成为了纯粹的艺术,形成为极具日本特色的精致优美,这些艺术的泉源直接来于自然和生活本身,因此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具有自性的优美和纯朴,各具流派,百艺百能,丰富而充实。日本人在模仿竞争中发展这种生活的艺术,把模仿作一种美德,精益求精,乐此不疲,日本人甚把肉体享乐都艺术化了,睡眠、热水澡、吃饭、饮酒以至酗酒都可以被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形式化便日本人具有事事认真和天真般的固执,这与他们在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敬业精神是一致的,甚至日本妇女对家务劳动都抱有职业精神,这正是文化的整合性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6. 文化与历史 

    文化中的历史是以文化的观点和方法阐释历史,历史中的文化是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过程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形态就是文化。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中日文化的分野关系正好说明了文化与历史相互的阐释性,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在中西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案例意义,中西文化的一致性只有在互补的意义上才能被阐释,而这种阐释性是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中得到的,但日本文化却以它的自身自反性表现了文化的层次整合上的特殊性,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的同质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但这两者在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的文化阐释上是自性一致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心理文化形态却表现了文化形态在层次上的自反包容性。本尼迪克的研究提供了西方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在心理领域上的一个新视野,她使我们看到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这样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心理层次上的包容性矛盾,在这种理解上,意识是无意识的进步状态,意识与下意识的控制和化解关系构或社会心理状态,而在文化研究领域,本尼迪克第一次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文化形态的案例。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自性的对立性,而在西方文化中自身的对立性就是心理和社会的病态表现,日本文化却能以这种对立性表现强大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生存能力不是文化自身历史一致性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形式自反对立性,即以自反对立形式所表现的心理文化形态和动力性。日本近代社会“脱亚入欧”的思想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心理下意识的意识化,但这只能主要地是社会层次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以移植,文化本身也可以在历史中进行吸收和融合,但文化自身的本质性不能改变,否则也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上的日本文化了。 

    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今天,人们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中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与历史中的位置,但只有在与此相应的大历史与大文化的背景和平台上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人类在更长的历史时间中,才能看到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的本身,它们即成为历史,也是文化表达的自身。 


    日本文化与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对日本的文化影响真是广泛,在上,日本留学生归国后,效仿唐朝制度进行大化改新,使日本逐步建立起封建制度;在文化领域,日本大量吸取了唐朝的文化,仿效唐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也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在生活习惯上,也习染唐风,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它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日文化的比较学习,使我们感受到了唐与日本交往中所显示的强盛,同时还感受到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民族,这种好学精神有利于推动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日友好往来的历史也告诫后人,只有和平友好往来,双方民族才会共同进步http://www.holidays5.com
    鉴真大师的东渡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不仅对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建筑、雕刻、医学、文学、印刷等方面的建树和影响也极为显著,尤其是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展览,我们将全面了解、学习鉴真精神,大力弘扬鉴真精神,进一步促进扬州与日本在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攻坚克难,加快崛起,为实现“两个率先”的伟大目标而奋发有为。 

    在文化的本源上,日本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是相近的或相通的。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人民称鉴真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等等,说明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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